“好繁华”，许鑫和朋友曾在东方明珠下过了一夜。

那时候年轻，不会想到要找个地方睡觉。第一次来上海玩，他们在江边听人弹吉他到凌晨。天桥上留宿着小年轻、情侣，也有破破烂烂的流浪者，他们觉得好玩，便停下歇了。

后来许鑫漂在城市里，寻找生活，不再对着建筑赞叹。视觉丰富了，感受麻木了。

住所是生活绕不开的一环，他再到上海，没再去过外滩，包月住在青旅里。

青旅包月很常见。旅游app里，有许多评论晒出像大学宿舍一般的房屋，言辞间不满意其中拥挤和凌乱。

当和我谈到同他人共住，许鑫不觉得个人空间被压迫，反而萌生出理解。

这个冬天，我住进西康路青旅，认识了老板李渔和她的住客们。在魔都的同一处空间里，我听人们分享故事，关于独立、相处、漂泊，和归属。

住进西康路的家

我沿苏州河走到西康路上，在一排热闹的早餐店间找到小区入口，李渔的旅舍开在公寓楼16层。

一排餐饮店开在西康路上 图/何沛芸

旅舍有两个大套间，共分隔成十个出租的小房间和两个公共客厅。房间有八床的、六床的、四床的、两床的、一人的。我在网上订了四人间床位，55元一晚。长住的客人包月有折扣，四人间1700，六人间1600。

上海其他位置好的青旅租金更高，往人民广场和陆家嘴走，包月的价格会再多几百块。

即便如此，在寸土寸金的市区，比起一个月租金三四千的小单间，住在青旅仍然经济实惠得多。

住客们出于各种考虑在这里停留。

相对低廉的房租，是许鑫选择住青旅的原因之一。他刚入职做健身教练，月薪四千左右，性价比是租房的关键。两个多月里，中介带他看过十多套房，网上舒适的好单间都没有了，剩下的要么公共客厅太小，要么交通不便。

他也遇到过一套靠谱的房源，但一座桥阻拦在上班的路上，许鑫觉得每天要跨过这座桥，心理上有障碍，“做健身这一行其实想的就是能天天呆在健身房，搞太远太麻烦。”

房子找得“心碎”，生活成本压力下，许鑫从酒店搬到民宿，民宿搬到青旅。

在头一家长住的青旅住到快一个月，某天早上八点过，许鑫睡眼还是惺忪的，他突然被电钻的声音震得清醒。

双层床三两下拆掉，跟他一间房的人很淡定，“这是第三次。”对此，老板很无奈，表示可能是邻居投诉多了，习惯就好。

在原地打了两天地铺之后，许鑫搬到李渔的旅舍里。

00后吴桐冲着床铺的干净整洁来。他摸摸脸，遗传的皮炎让他成为尘螨“人肉检测器”。在酒店住宿时，吴桐或多或少都有过敏的症状，这让他能轻易判断床单被套是不是干净。

今年10月，他到上海学打击乐，在app上搜到李渔的店，先住了两三天，觉得“睡觉跟家里差别不大”，也没再考察到更好的住处，于是住进了六人间。

2016年刚到上海学舞的时候，李渔也没有满意的住所。她找了位于普陀区金沙江路的房子，一个单人带独卫的房间。

独自租房的日子里，李渔每天去工作室跳舞，回家后没人说话。没住满一年租期，她就搬了出去。

李渔在跳舞/受访者提供

“做一个青旅的话，（跳舞的人）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李渔用大学攒下的钱和朋友一起准备了第一笔资金，在街舞圈吸引了第一批客源。

位于西康路的“家”就这样建起来。

在同一屋檐下

要看出谁是旅舍的新住客并不难。

新来的有数不清的问题：“吹风机在哪儿”，“烧水壶呢”，“垃圾分类怎么办”。除了这些，在进厕所时还会上下打量一番。

老住客轻车熟路，抹黑就能找到厕所灯。

在有限的空间里，人们的隐私和分享有着微妙的界限。你可能眼光远远瞥到开着门换长裤的男人，可能撑开不明主人的伞以抵挡冷雨，也可能在深夜的餐桌上接过陌生住客递过来的炸鸡和话题。

许鑫喜欢热闹，以前住集体宿舍时，他常把附近十几个朋友叫来，一起吃饭聊天。他试图在所有住处都找到其乐融融的氛围。但许鑫知道，这是一种奢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

外号“房哥”的男人和许鑫同住六人间，两人说话不超过十句。许鑫只知道他做房产销售，每天卖房子，半夜回来是常态，但第二天早上依然八点准时起。

复读一年，想考一流音乐学院的压力让吴桐感到焦虑，有课出门上课，没课练琴。住的地方只要求一张舒服的床。室友的微信、qq，他都没加。吴桐有点不好意思，“还不知道他们真名呢。”

来找工作的眼镜男生总是跟书待在一起，不愿意跟我说太多话。少见主动加入话题的一次，是客厅里的人们谈论到大学分级的985、211。

住客们在这里维持着相处的平衡，作息与生活相异，大多选择包容。许鑫喜欢早睡，晚归的人在凌晨吵醒他，他被困扰，但理解，“住这儿的都不容易，都是来打工的。”

李渔希望住客在青旅收获温暖，她伸出手指模仿遇到过“很凶”的青旅前台，“指着你，我感觉我像犯人一样。”

屋檐下也一定有原则和规矩：晚上12点之后不要大声说话，不要丢内裤进洗衣机，不然罚款。

规则把人与人的距离拉开。李渔的朋友被罚过100块钱，整整两个月没理她。李渔没办法，“我不能因为你是我朋友，就（不罚了）是吧？”

青旅也曾出现引起众怒的奇葩，是李渔称为“小蜻蜓”的瘦小女孩。

“你知道这附近前几年很多夜场，最近少了，”李渔委婉地说起小蜻蜓的身份。

在她记录相遇小蜻蜓的一篇文章里，这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不速而来，想借用其他住客的身份证、拿走别人的物品、第二天赖在床上不走。

李渔火大，强行拉住她瘦弱的手，“丢”出门。李渔说到这件事，依然头疼，“服务行业都会遇到的。”

这篇文章末尾，我看到她写给小蜻蜓，“岁月无声，请照顾好自己。”

漂在城市里

上海街头行色匆忙的人们 图/Pixabay

在青旅包月的住客们大多是“漂”着的。

许鑫漂了许多城市，没有一个让他心安，他猜想是还没有定居的缘故。许鑫眼神看向前方，“28岁，（这种感觉）还不重要”。

大学毕业后，许鑫在广州的大专当了三年老师，这份薪资稳定、住宿全包的工作让未来一眼看到头。他坐不住，跑到保险公司做查勘员，上万的工资要用夜班和路上的风险去换，“一手拿手机，一手开车，有的车还是手动挡。”

去年，许鑫停下来，问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他对两个行业有憧憬：体育和公安。为了前者，许鑫抓紧一个多月考康复的研究生考试，但太匆忙，分数没上国家线。想着实现第二个理想，考了三场公务员，但最后结果都差那么一点。

不断试错让许鑫感受到缺乏规划的坎坷。今年9月，他到上海做健身，“也是体育相关吧”。

从吴桐租的琴房走回青旅，加上电梯十五分钟。他与上海的大多数联系在这段时间里产生，十分具象的事物在夜里引起少年的注意：流浪汉、老房子、一直在修整的道路。

西康桥上看去是一片楼房 图/何沛芸

吴桐把“换个地方住没什么障碍”归因于成长的经历。跟外婆住过寺庙，在离异父母间辗转，也住过舅舅家。因此，住在西康路的日子也是普普通通的一部分。

但他回想家人繁忙的生活，有疑问，“父母的爱不缺少，但回家灯是亮的，一家人一起吃饭……我好像没有这种体验。”

住客来来往往的三年中，李渔见过“一年前这样，一年后还是这样”生活没有进展的住客，也见过不久在某一领域有了成就的人。

“我来上海是学习的”，她在犯懒时对自己说。

刚毕业时，李渔斗志昂扬，但又迷茫。她六月毕业，四月就迫不及待把行李寄到上海。到了这儿，她天天失眠，梦见大学的风光，醒来后一切重新洗牌。

城市让她感到孤独，突然被扔进社会有落差感。没有人认识她，没有人愿意知道她，也没有人辅助她，融入是唯一的选择。

李渔对上海的体会是矛盾的。她进步，从舞蹈工作室学员跳进导师团队，把爱好变成职业；她被排斥，房产中介小牌子上的数字宣告着压力。

压力大时，她假装自己是游客，细心化好妆，去外滩吃没吃过的特产，放松下来。傍晚，李渔站在西康路桥上放空，看着夕阳下苏州河把烦恼带走。

生活和城市发生交集，时间一长，她发觉归属感慢慢建立。结束外地团训回到青旅，李渔掏出手机点了一份喜欢的外卖，感叹“回家真好”。

未来

青旅包月不是终点。

许鑫没有放弃租房子的计划，3000块，是他理想的标价。健身房在年后会开好几家新店，他预计老板会派他去当新店店长，就要搬出青旅了。

许鑫在练健身/受访者提供

十二月中旬，吴桐去外地参加艺术联考，不久后要到全国各地参加音乐学校的单考，又一年的艺考旅程即将开始。

出发前的一节课上，他从老师的反馈中读到，“可能没什么希望”。吴桐有些担心，挠了挠右手虎口，他希望一年后能在理想学校里好好学习。

最近几年，李渔不打算离开上海，西康路青旅还会继续开下去。她有更大的愿望想在上海实现：把旅舍开得更专业，跳舞要跳到自己满意。

在李渔的抽屉里，存着厚厚一沓车票，拉萨、天津、桂林都曾是旅途的目的地。

我问她理想的住处在哪里。

“巴厘岛”，她毫不犹豫。

李渔曾在阳光、沙滩、大海的诱惑下，想过什么都不要，在海岛重新开始。

“也许开个中餐厅？”但她转念，“菜从哪里来？还得空运什么的。”

青旅里有人走，有人来。

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客厅里人们各自做事：打游戏，通电话，一个男生在练舞，动作放得很轻。

刚到的新住客没有注意门口贴着“随手关门”的纸条，把门敞开着。冬天的冷风裹挟着走廊的烟味钻进客厅里。

男生停下舞步，把门关上。

我看见走廊的窗外是十点半的上海，高楼星星点点的灯光。大概是千家万户都亮起灯来。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李渔、许鑫、吴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