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不仅感染人类，它还在“感染”全球化。
最近，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迁出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在接受Fox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应允许公司抵扣包括从中国迁出在内的全部资本支出成本，因为美国政府正在寻找办法来振兴经济。
另据彭博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于近期推出了约22亿美元的资金，集中用于鼓励提高日本本土的生产制造能力，并试图将具有制造生产能力的产业从中国迁出，回到本土或者迁至东南亚发展。
新冠疫情凸显了很多跨国公司对供应链缺乏足够了解，这一点与2008年次贷危机很像。当疫情爆发，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一级一级开始传导时，人们才猛然醒悟，原来全球贸易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相互联系，一个地方的危机可以快速传导到其它地方。
民族主义者和鹰派人士正在大力鼓吹制造业自给自足。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关键医疗用品和药品的依赖是一个“警钟”。
纵观历史，两次世界大战曾使自由贸易摇摇欲坠。冲突过后贸易回升，直到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以邻为壑的关税造成另一次剧烈收缩。之后又回升，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破坏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新冠疫情无疑又是新的巨大变量，疫情后的世界会怎样？
Key Takeaways：
“美国政府为企业回流买单”是误传，回流费用抵扣税是可能的； 日本鼓励企业迁出中国，主要基于降低供应链对单一节点集中依赖的风险，供应链分散化在未来可能造成小幅迁出； 短期不会有实质性的“产业链大规模迁出中国”，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此时现金为王。并且中国在复工中展现的管理能力远胜于其他新兴市场； 制造业一直在以过高的效率运作，而没有考虑地震、流行病和其他灾难带来的风险，普遍采取的“准时生产制”（加快半成品流转、零库存）是造成供应链中断的核心原因； 疫情后对于制造业，可能采取类似于金融危机后，政府强制要求银行保持大量流动资产以防遭遇挤兑的举措，要求关键行业的企业保持零部件最低库存； 贸易问题政治化是难以预测的最大变量。
全球化的丧钟正在敲响？
如今我们的世界是高度连接的，这个供应链将工厂跨越国界和海洋连接起来，使生产成品的工厂能够从世界各地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
但新冠病毒播下了让全球供应链混乱的种子。中国是世界工厂，疫情后各国民粹主义抬头，供应链震荡令很多反全球化人士鼓吹“迁出中国”。
全球都依赖于中国生产。例如3M的N95口罩有三分之二是在亚洲制造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中国；全球绝大多数抗炎药布洛芬是在中国制造的；意大利进口的血液稀释剂有近四分之三来自中国；日本进口的抗生素有60%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进口的抗生素有40%来自中国；武汉光谷的重要公司长飞光纤光缆（6869.HK），生产了全球55%的光纤光缆材料；印度和日本的制造商有60%的进口电子元器件来自中国，美国制造商则大约有一半……
当上游供应商无法供货，下游生产商也无法开工，整个制造业都处于暂时停摆状态。上个月，全球第五大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Hyundai）的韩国工厂停产，原因是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短缺；由于越南一家生产游戏机的工厂无法从中国获得关键零部件，任天堂（Nintendo）推迟了游戏机新产品Switch投放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时间。
美国鹰派人士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将要求制造商开始使用更多来自国内供应商的材料，并向制造商提供投资补贴，以鼓励他们将生产迁回美国。他说：“我们需要让美国工人能借着这个机会一举崛起。”
全球蔓延的疫情让民族主义抬头，加重了反全球化情（图片来自unsplash）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也表达了担忧：“在疫情后，各国都想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全球产业链会被简化。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们一定要警惕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
不过，在新冠疫情之前，跨国交易就已经出现了问题。根据路透社的数据，去年跨国并购交易量下降了约25%，而总体并购交易仅下降了3%。自2015年后，全球贸易量就出现了下降趋势。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保护主义变得更加公开。
疫情爆发后，医疗用品贸易限制的扩散速度，几乎和病毒扩散一样快，这给民族主义者递上了新弹药。据《全球贸易警报》（Global Trade Alert）统计，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50多个政府对医疗用品实行了出口限制。德国停止向瑞士出口24万个口罩；法国暂停履行向英国卫生部门提供数百万个口罩的合同；印度是非专利药物的主要生产国，也对一系列医疗用品和药物实行出口限制；欧盟生产了全球一半的呼吸机，也限制了其出口。
面对这一问题，美国另一位鹰派人士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则表示：“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问自己，你必须保留哪些关键商品的生产能力，即便无法得到最具效率的结果。”
当经济增长减弱时，贸易保护主义往往就会增加。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国内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连续三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约1680万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所提议的振兴经济办法，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可以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immediate expensing），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
不过这并不等于“美国政府为企业回流埋单”，而是把这些因为回流造成的费用抵扣税，通过帮助企业减少税负来实现。并且由于美国是联邦制，“由政府为企业回流埋单”在操作层面上并不容易。
抛开政治因素，如果站在企业角度来看，要想让供应链跨过太平洋，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将供应链搬回美国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支出，包括建立新工厂，而那些依靠中国低廉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利润，都将因此而抵消，这是跨国大公司（例如苹果）和华尔街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与众多跨国企业决策者们交流后认为，疫情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
摩根士丹利给出了两大理由：
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导致无人愿投。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原有的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薄弱环节，易被疫情、汇率、债务三杀成多米诺骨牌，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二、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中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曹德旺也认为，疫情后在短期内，各个国家很难构造出独立的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全球产业链也难以在短期内发生逆转性的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欧美一直实行去工业的政策，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很多产业已经断代。如果要重新恢复制造业，形成独立的产业链体系，有很大的难度，例如缺投资人和劳动力。欧美工会制度的存在，客观上也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
至于疫情之后的世界会怎么样，如今大家都在揣测，但疫情促使跨国公司在下一阶段都更重视数字基建，例如云服务、IoT、远程等。中国正好公布了在5G、数据中心、IoT等数字基建上加速的新政，而中国制造业在下一阶段的优势将从人力、土地成本转向商业基础设施优势，这可能会使中国制造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阵痛
其实源自过度追求高效率
日本对于“产业链迁出中国”的态度最为务实，它所代表的趋势可能是疫情后各国的主流选择。
日本基于供应链风险分散的原则，推出了约22亿美元的扶持资金，企业可自愿选择把一部分产业搬出中国，并不限制去向，回流日本或去东南亚都可。
从经济上看，新冠病毒与福岛核事故所造成的危害有共同之处，这种危险源自供应链地域高度集中，并且采取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而不是国际供应链本身。
之所以会有全球价值链，这个链条的设计是为了使效率和利润最大化，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再互相贸易。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产品的生产链条越来越长，而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
例如工厂在需要零部件时去网上下订单，依靠全球运输网络，按照与生产同步的时间表交货。这个系统加快了半成品流转，企业不需要储备大量零部件，库存最小化，但它需要及时的运输。
准时生产制周转率高，存货少，非常高效，但依赖及时的全球运输，在灾害面前非常脆弱。（图片来自unsplash）
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事故）中，许多微芯片的下层供应商聚集在震区附近，而当时的全球微芯片供应链依赖于此。例如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因此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的微芯片无法按时到货，并且缺乏其他供应商替代，汽车生产不得不冻结一段时间。事故过后，许多大公司看到了风险，将部分供应商采购转移到了台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公司并没有因此转向在自己国内生产芯片，因为这样做效率太低。相比于在任何单一地点进行全产业链生产，全球范围的本地专业化生产能够带来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就像芯片产业链那样，最好的芯片制造设备来自荷兰，最强大的芯片设计出自美国，最好的代工厂在台湾。
基于此，全球产业链很难与中国脱钩，也没有必要与中国脱钩。但分散供应链风险将成为主流选择，“弹性”将成为新的流行语，一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是可能的，以对冲某个生产商或地理区域供应中断，或是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
制造业一直在以过高的效率运作，而没有考虑地震、流行病和其他灾难带来的风险。制造业也应该从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中吸取教训，就像金融危机后政府强制要求银行保持大量的流动资产，以防遭遇挤兑，对于关键行业的制造业企业，也可以实行类似的规定，要求它们保持关键商品的库存。
当然，这意味着要建立冗余，放弃以“零库存为荣”的惯例，成本肯定会上升，但这比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全部在国内生产”要高效得多。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制造业回迁发达国家的案例，但那些往往是多方因素促成的结果，比如服装行业最近出现了“近岸生产”。据路透社报道，李维斯（Levi's）正在部署全自动技术，用激光对牛仔裤进行最后的“磨损”处理。这一需时90秒的工序在最终市场附近完成，过去在低成本国家要用掉一名工人半小时的工时。
但这并不是基于“把工作带回本国”，而是为了满足客户需要，同时因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导致人力成本降低。谁是“本国”？大型现代化企业的客户、员工和股东是遍布全球的。
新冠疫情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
全球协作无疑仍将继续，从计算机到汽车，生产复杂的现代商品需要如此多的协调，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一种纯粹本地化的工业形式几乎不可想象。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大批美国人坐在工厂里缝制衣服，或是在生产线旁把电子元器件插在线路板上。
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前预测，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将较2019年下降13%-32%，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程度。根据这个预测，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全球商品贸易下降了12%。
这场危机证明了未来供应链可能被缩短，并且要减少对特定节点的集中依赖。基于供应链风险管理的考虑，再叠加政治因素，可能造成部分产业链从中国小幅迁出。
但短期内很难完成一下子迁移的举措，因为此时企业强调储备现金，全球经济衰退导致投资意愿不足。并且在全球，很难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有巨大本土市场、勤劳工人、先进管理、稳定社会环境和货币的国家。
另一个趋势是对准时生产制的修正，这也是对过于追求效率的改变。在制造过程中，需要增加库存冗余以确保更大的弹性，当然这会导致制造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而对于那些出于安全考虑的行业，例如医疗、芯片等，各国着手建立更加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将是趋势，反全球化的阴影在所难免。
在完全自给自足和相互依存的两个极端之间，理应保持多元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