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计划春节后裁员的周永军，在发生疫情后反而改变了最初的决定。他认为企业还具有社会属性，他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追欠款、缩库存、降损耗，以及税费减免和社保延迟缴付。
文|《财经》记者 张威
编辑|袁满
这个春节，周永军终于有时间静下来读读书，学习一下管理学。“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但是，他心里明白，今年春节所发生的一切将使他的企业家梦不知延迟多久。
2003年非典发生的时候，周永军身在北京，他因不适应老家的慢节奏，刚刚来到北京寻求发展。那一年非典的经历，让他在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面前显得颇为淡定。“我想现在不能冒进，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影响我们。”
作为制造业上游厂商，周永军将自己定位为初创企业主。据周永军介绍，目前，他旗下拥有两个业务公司，一块是幼儿编程教育，一块是自动化，加起来雇员不过50人的规模。
相比很多小企业主的“假期”焦虑，周永军在去年做对了一件事。他告诉《财经》记者，强比大更重要，如果我们去年没将收款作为第一重心，我们现在会更加难受。
尽管先知先觉，但这也只是将焦虑的时间点稍作延后。周永军坦言，他目前能够维持公司开支的资金只有三个月，虽然相比目前很多企业声称维持一个月显得富足，但是如果疫情持续蔓延，未来建立消费信心将花费更长的时间，这点“储备”也显得杯水车薪。
“试着想想，如果一个家庭3-4个月没收入，有多少可以顶得住。”周永军反问。
和许多受疫情影响计划裁员的企业主不同，早在年前就计划年后裁员的周永军，在发生疫情之后，反而改变了最初的决定，“原来的想法是自己赚钱，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企业本来就有社会属性。”
“这个时候不续签，他们也不好找工作。”周永军依然将希望寄托在还未追回的款项，如果欠款都能回收，他的公司存活一年是没有问题的，但他说这条路很难。
在这次疫情面前，还有多有少个创业者的企业家梦想被延迟实现，目前无法统计，周永军的遭遇应当只是冰山一角。然而在疫情之下，反而主动放弃裁员计划的企业主并不多见。
周永军告诉《财经》记者，如果说还有期望的话，希望国家可以暂缓两年实行全额社保缴纳，目前这一块是小企业非常高昂的成本。
虽然各行业企业规模不一，但雇员数十人的生产服务型企业基本可归入小微范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到2018年末全国共有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1807万家，其中小型企业239.2万家，微型企业1543.9万家，共吸纳就业2.33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0%左右。
先知先觉：延后的焦虑
《财经》：什么原因促使你在去年将收款放在第一位?
周永军：是产品运营周期。因为公司持续有新产品研发投入，资金比较紧张，而收益都在未来，如果不及时将旧的货款收上来，新产品研发就有可能倒在路上。
去年，我们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将收款放在第一位，业务放在第二位。而且，在行业里我们有技术，还属于上游厂家，平心而论，机械制造厂就更难了。
《财经》：目前来看，公司受疫情影响到什么程度？
周永军：我们公司有两块业务，一块是幼儿编程教育，包括教培和产品研发，产品开发暂时不受影响，但培训学校影响比较大，估计疫情结束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消费信心；另一块业务是自动化方面，是立体车库电控系统核心产品研发销售，其中人机界面是国内较大的厂商，这块影响最大。
因为我们属于全国性业务，受到疫情影响，所有业务全停，预计疫情结束除武汉也要一个月左右，但消费信心的建立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就好比发动机熄火，再启动是需要时间的。本来今年企业的目标是能上个台阶，现在看来，肯定是泡汤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现在经济最少影响4个月才能走向正轨，这还是理想的。试着想想，如果一个家庭3-4个月没收入，有多少可以顶得住。
《财经》：对你们的资金周转有多大的影响？
周永军：至少需要4个月的时间，业务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而这之间的支出是刚性的，相当于不进只出。像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至少需要四个月现金储备，客观来讲，因为2019年经济下行，小企业都不太好，受疫情影响几个月肯定会更艰难。
现在国内能储备3个月开支资金的企业不是很多，大都几乎都在维持。如果我们去年没有将收款作为第一大事，如今也是扛不住了。
《财经》：你们有银行贷款么？
周永军：有，不过比较少，教育板块加大研发的时候需要钱，贷款了100万，不过，我们的贷款属于信用贷款，没有抵押，先还再贷，所以银行贷款这一块还好。我们好在没有应付，不欠供应商的资金，都是应收款项。
《财经》：看得出来，你寄希望于收回应收款项，这条路行得通吗？
周永军：只能加大收款力度，实在不行通过法律途径，如果走起诉路径，坏账肯定是会有的。先活下来再说，控制费用，可花可不花的不花。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外边欠的货款都收回，公司存活一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那是不可能的。
《财经》：为什么这么笃定？
周永军：现在国内信用太差，我们货款回收比较不好，否则我们公司发展肯定会很好。其实，我也知道，我的客户一年业务规模几个亿，利润也不一定有100万，去年年底有的客户一分货款没付，正常情况过年多少也要付一些的。所以，尽管我们真的有点难，我知道我们还算好的，毕竟是有核心技术的，据说我们行业盈利不到5%，立体车库曾经也是朝阳行业，可想已经不朝阳了。
我们的客户都是立体车库制造企业，我们为他们（客户）提供人机界面，远程IO，控制系统等产品。欠款都是客户的货款，目前已经有近20%是坏账了。其实，强收是一把双刃剑，未来肯定不能合作了，但国内都是这种情况，能拖就托。
《财经》：是真没钱，还是故意拖？
周永军：立体车库专业的上游厂家是房地产商，国家调控之后，整体产业链经济都有受到影响。有的企业是真的没钱，有的企业是有钱是真的不给。年前一个客户非要抵一辆车给我，理由是不要车不给付款。我没要，确实感觉太欺负人了，过完年直接起诉他。
裁员计划因疫情反转
《财经》：目前，你们企业最大的支出费用是哪一块？
周永军：人工费用，一分钱也不能少，经济好的时候涨了工资，经济不好的时候不能调降。我可以给你算一笔账，我的两块业务，其中自动化这边人工费用支出是32万/月，另一块教育业务人工费用支出也得20万左右/月，全年来看，总体人工费用支出在600万的样子。而且，目前公司处于高投入阶段，本来计划春节后增加市场销售人员拓展市场，现在看没戏了。
《财经》：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都声称要裁员，你有计划吗？
周永军：个别会有的，也不全是因为疫情。按照我原来的计划，过完年之后有几个就不续签了，但这时候不好，等过了疫情再说。这个时候不续签，他们很难找到工作，现在的想法是大家一起扛了，能不裁就不裁。原来的想法是自己能够赚钱，现在来看，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企业本来就是社会的，具有社会属性。
很多人建议我裁员，我心太软。我们单位员工离开单位肯定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了。所以，就抱团取暖吧。现在劳动密集型，缺少技术含量的企业最难过，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款。
《财经》：业务正常运行的时候，税务压力大吗？
周永军：我们属于一般纳税人，卖产品要交13%增值税，比如我们买进100块原材料，加工成一个产品，销售价500，按照各一半（硬件不退税、软件退税）来看，需要交的增值税（250-100）/1.13×0.13=17.2；软件部分按3%，其余退税250/1.13×0.3=6.63元，合计加上附加税增值税10%为（17.2+6.63）×110%=26.21；感觉利润有400-26.21=372.5，比如我们人工费等要400，实际就是企业亏损26.21元，各家情况不一样，其中硬件部分的税国家是不给退的。所以，很多小企业，特别是人工密集型的小企业会希望人工费可以作为一部分抵扣税。
《财经》：之前有享受国家政策红利吗？
周永军：我们是接受过国家政策红利的小企业，比如退税、房租减免等，如果不退确实难做，比如产品中软件部分不退税，成本太高难以维持。作为名副其实的小微企业主，我想说，小微企业最需要的是公平，如果政策红利一视同仁或者谁都不给，相信会有一批僵尸企业退出，也有利于良性竞争。
其实，国家并不容易，对于企业而言，有时候给点政策也就是零头。我个人认为商业还是需要用市场的规则来办，才有利于形成更好的良性循环。现在各企业都在喊减免税费，如果能够减免租金、税费固然好，不过，从我们行业来看，业务停滞是没有税务的，而各种社保和公积金却是我们非常高昂的成本。如果业务一直停滞，期望国家可以暂缓两年再实行全额社保缴纳，否则会有很多企业裁员。
《财经》：作为小型企业主的典型代表，在这个时期，你有哪些建议供同行参考？
周永军：我相信，在艰难时期，选择不裁员的企业主会很多。那么，从我所在的行业来看，在不能裁员、不能招人的情况下，公司需要做好内部结构优化，压缩库存，降低损耗。同时，提高人效，降低管理成本，使员工和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手段降低成本，比如优化设计。
我是理工男，疫情之下我有时间深入思考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说我是个好老板，但是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一个企业要发展，好的管理机制非常重要，而我们公司基本靠自觉。
其实，全国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小型企业非常多，很多公司业务都处在高投入阶段，我想，在疫情期间，情绪焦虑难免，不过，还是应该在现有的情况下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读几本管理类的书籍也是不错的。
【相关信息】
日前，恒大研究院发文指出，疫情将打断中国经济2019年底的弱企稳，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破6是大概率事件，一季度可能破5。其中，对中观行业冲击最大的行业包括：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对微观个体的影响则体现为：民企、小微企业、弹性薪酬制员工、农民工等受损程度更大。
在政策建议上，恒大研究院着重提出，适当减免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部门尤其是交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同时，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率，养老、医疗缴费率可分别降低1和2个百分点，降低企业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