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的下降，公众对“特效药”的关注度再度抬升。

一方面是西药的临床试验、审批流程、生产投放的漫长过程；另一方面是中药口服和“通过经络注射”的神奇疗效。一时间，围绕着中医、西医从治病救人，到科学标准，到利益之争等话题的讨论愈发甚嚣尘上。

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瑰宝之一，既有国家支持，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何发展过程中屡屡受阻？中医究竟出了哪些问题？如何看待关于中医的种种纷争？本文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1、中医博弈新冠：参与治疗率已超80%

2月12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通知，要求确保患者第一时间用上中药。

2月19日，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也在广东省新闻发布会上给中医定了调。钟南山认为西药真正进入人体有个过程，目前正在对中药展开研究。

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医频繁发声亮相，在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的最新诊疗方案中，中西医结合治疗已成为多省市的主流疗法。

根据2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新冠诊疗数据显示，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共计6万余例，占比为85.20%。而在一些省市，中医的治疗参与率已经超过90%。在2月22日由河南省中医管理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河南省1270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中，应用中医药1250例，中医药参与比例达98.4%。802例治愈出院病例中，中医药参与794例，参与率达99%。

河南省素来有使用中医的传统，也是公认的中医起源地。在历史上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就是河南南阳人。因此在河南当地，中医药有着广泛的使用基础。在这次疫情的诊疗方案中，河南也是最快将中医药纳入使用的地区之一。

而现在，中医不仅在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的治疗，更在加入对重症患者的诊疗过程当中。同时各地中药1号方相继出炉，也给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窗口和痊愈机会。

北京正易森林医学研究院副院长陈志权在接受青峰财经采访时指出：中医讲求防患于未然，素有“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的说法，中医在疾病预防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尤其是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针对此次肺炎疫情，在治疗理念上，西医和中医有着本质区别，西医是希望通过化学合成物实现对病毒的消灭，而中医讲求预防时采用“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正气被邪气郁遏，因此中医治病就是恢复正气的过程”或者说“恢复病人免疫力的过程”。在被感染后的治疗时，采用扶正的同时，帮助身体提高清除病毒的能力，将病毒赶出体外，从而获得健康。

近日被国家卫建委重点提到的“清肺排毒汤”就包含着这样的思路，在具体的诊疗过程中，对很多轻症患者效果显著。

此外，中西医对病毒的认知也不相同。中医将病毒看成自然的一部分，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将病毒收编为己所用，就会想办法把病毒赶出体外，也就是说，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其实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将很多细菌和病毒带到身体里，做到的共生共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专家王永炎在2019年6月召开的中医科学院夏季峰会上预测到2019年的南方水灾以及2020年春季“大江以南”的瘟疫。他原话讲到：“要观天地之象，观万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所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厥阴风木司天，已经描述了太虚元象。上半年，是比较和缓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冬至前后，也就是连续到明年的春季，要有瘟疫发生……”这段视频近日被网友翻出来在网上广泛流传、刷爆朋友圈，王院士也一度被网友称为预言帝。

陈志权解释，这本身并不是中医蒙眼体悟所得，而是对环境科学的研究考察结果，因为中医的”五运六气”、“五行阴阳”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受地球甚至行星对地球的影响，导致气候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人体健康，环境气候变化和人体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根据这样的理念，中医目前正在对改善肺炎症状提供帮助。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在此前采访中表示，武汉的疫情主要是“湿邪”，中医药着重早期干预，强调化湿、辟秽，再加一些其他药物，可以有效阻断轻症向重症、重症向危重症转变。

北京恩平中医研究院院长吴用也有类似的观点：自然是个大宇宙，我们人体是个小宇宙，人得病多半是违反了自然规律和自身规律，所以，解决人体病疾的着眼点，就是调解人体身心灵的和谐，将人导入到遵循自然规律的正道，身体就能恢复健康。中医折射的传统医学也是一种哲学和一种文化。

2、中医的人才窘境：“不是中医不行，是学中医的人不行”

中医的衰落还在于优秀中医人才的稀缺。目前全国西医从医人员175万人，中医27万人，整个社会对西医的推崇使得优秀的人才不断涌入这个行业，人才辈出，可谓后继有人。相比之下，中医就显得捉襟见肘。

目前散落全国各地优秀的中医多半是那些有家族传承、一技傍身的“老中医”，比如擅长针灸之术，比如擅长推拿之术，比如擅长中药养生调理等等。他们培养人才的方法也多半是师傅带徒弟这样的中国传统方法，显然无法做到现代医学院的批量培养。

从目前的整个中医诊疗队伍来看，在一些偏远和农村地区，赤脚医生大量混淆在正规中医队伍当中，甚至一些庸医也在接诊看病。因此，反对中医的声音中，很多其实是在反对这些无真正传承、无经验的庸医。还有一些打着中医旗号的伪中医，以及保健品公司做坏了中医的口碑。

广东省中医院、著名老中医焦树德教授的师承弟子陈伟大夫，在2003年结束一线抗击非典工作接受媒体时坦言：“在这次非典的防治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如果我们这些年轻大夫的中医学根基更扎实，如果我们这些年轻大夫的中医修养能像老中医们那样深厚的话，我们会发挥得更好。不是中医不行，是我们学中医的人不行！”可谓一语中的。

虽然近些年来中医教育已逐步走上正轨，根据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数据，中医药专业在校学生总数已超过75万人。但是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的方式显然有些问题。

无论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医生，培养过程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学习，更需要多年的诊病经验积累。很多优秀的中医，都是世家出身，从小在家里耳濡目染，而目前中医学院却提供不了这样的环境。

此外，短短几年大学时间，所学理论知识有限，即使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金匮》这五大中医经典在中医学院也只是学生的选修课。所以，几年大学下来，多数学生都只学到了理论和皮毛，能做到融汇贯通者凤毛麟角。

此外，大多数医学院用培养西医的模式培养中医，比如，硕士、博士论文都要有实验，用小老鼠做药物实验，强调中医药提存纯度等，这与中国传统的培养中医人才的方法背道而驰。即便学生获得了高学历和行医资格，也仍然与中国民间传统认知中的优秀中医相距甚远。在看诊时，病人对年轻中医的排斥可见一斑。

更严重的是，在中医院校，一股不信任中医的风气在老师和学生中蔓延。在中医博士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中医经典了，他们的案头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

对于这样的现象，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颜德馨教授不无感慨的说道：“中医教育的失败，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就是学中医的人对中医没有信心，墨子说过‘志不坚，智不达’如果对一门学问都没有信心，怎么可能学好它呢？”

这种对中医的不信任风气，也使得学生毕业以后纷纷转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医的人才困境。

3、中医的药材困境：中药市场品牌建设良性循环步履维艰

此次肺炎疫情中，中医大显身手的同时，舆论中的反对声音也不少，很多人对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过程中的有效性存疑，中医好还是西医好的对立言论也开始在社交平台中发散开来。

对于这场中西医的争论，其实不难发现核心在于治疗效果。

很多人反对中医，并非反对中药使用本身，而是中药的使用是否对肺炎症状的改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医药是否会拖延新冠救治时机，如果延误病情，被认为是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中药材的副作用也在受到持续关注。西药因为严格的临床试验和审批机制，对不良反应有着完善的管理审查制度，但中药是否会对患者造成附加伤害尚未明确。

反观这些年来对中医的否定声音，不难看出中医药未来的发展走势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陈志权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整个中医药产业链在“大跨步”发展后的一系列后遗症，包括人才培养滞后、缺乏统一的中药材种植标准等。中药材长期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也在掣肘着中医产业持续发展。

目前中医药产业的非标化困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种植环节不达标，药效差异大。这种结果追溯到生产过程，商业化种植不考虑道地性药效，可能有使用化肥、农药的因素，也可能是种植时间不够、采摘期偏差等行为，还可能有中药炮制的问题导致，因此亟需形成统一规范；二是中草药的等级标准也不明确，定价定量标准需要统一。

陈志权我们举了茵陈的例子来说明中药对采摘期的严格要求。在民间和药材行业内，素有“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茵陈当柴烧“的说法，意为只有在农历三月份采摘的茵陈才具有治疗黄疸、保护肝功能、解热抗炎等特定疗效，否则药性就会大打折扣。但现在市面有许多药材并没有按照特定季节要求进行采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中药疗效变差的原因。

对于中药产业而言，长期向好的发展势头不会变，普及度也将会有较大提升，但在越发逐利的中医药产业趋势面前，其高速发展已然潜藏着不小的危机。

一方面，缺乏有效的市场管控与合力，片面逐利可能导致出现质量良莠不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行业也难以通过大规模溢价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陈志权表示，中药生产是全行业参与的问题，消费者倾向于认为中药就是原材料，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因此同样的一根艾条（最近几年艾灸在养生行业盛行），价格在5-10元之间，消费者通常会选择最低的，然而低质低价的中药很可能药效不达预期，进而让许多患者对中医药逐渐丧失信心。以往也有企业想通过提质提价来创新商业模式，投入几十亿的资金最终也打了水漂，因为人们并没有建立起对中草药的质量的认知，中药市场品牌建设良性循环步履维艰。

另一方面，公众对中医的看法仍建立在西医对疾病的诊疗基础上，认为中药药效也要像西医那样有清晰分明的衡量尺度。这恰恰也成了中医无法在欧美国家获得认证和推广的难点。

4、创收能力弱，让中医在体制内不受重视

中医不受重视还与中医的创收能力有关系。在2019年的春播行动第五届高峰论坛上，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指出：“在一些综合医院中，中医的门诊量能排到第三到第五位，但是却不受医院的重视，原因就是因为中医能给医院带来的利润太低了，不需要用各种检查的设备和医疗器械，不需要用各种进口的药物。”

在现阶段的诊疗过程中，西医在医院创收项目中已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收费体系，可以从化验、检查、手术费用、进口药物、医疗耗材等方面实现创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医诊疗手段单一的同时，对中医师要求很高，但不需要其它辅助设备。此外，国家在中药材定价方面实施着严格的价格管制，中药材价格仍然偏低。所以，同样的病看西医和中医花费差距很大。

以2003年的非典为例，中医治疗病人大概花费五千元，西医治疗十万元左右，进ICU的花费甚至高达一百万。而死亡率方面，采用中西医并用疗法的中国，以较严重的广东为例是3％多一点，国外的死亡率都超过10％，医疗费用也十分高昂。

缺乏商业能力也使得中医的发展受到限制，特别是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拨款中，对于中西医也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均的情况。好在这次疫情中医表现十分耀眼，疫情后国家肯定会重视中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次疫情拯救了中医”。

5、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政策助推中医发展

目前在政策上，针对中医药行业新一轮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去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医药专业人才培养和药材培育的具体举措，从而为产业发展带来了多项利好。

其中，在规范中药材种植方面，鼓励建立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并联动行业上下游，推进中药产业化健康发展，针对采收、炮制以及产地树立分级标准，打造中药材知名品牌。

随着中医药呈现出产业化运作的趋势，品牌机制建立，理性消费和科学消费的认知逐渐建立，价格可能也会随之上涨，从而改变目前的“低质低价”局面，促使社会资本、技术涌入中医药行业，推动行业整体升级。

在人才培养上，中医也建立了类似于西医的临床实践期，且周期长达5到10年之久，从而帮助中医人才在培养制度上与国际医学体系接轨，实现从人才提升到行业提质的转变过程。

此外，在产业上游的中医药应用方面，《意见》提出到2022年，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如果按照这一目标推进，那么中医的发展潜力将从需求端得到全面释放，至少未来的中国，中医将不再是小众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