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金融产业发展文脉,推动新金融繁荣发展。
2020年11月28日,青岛新金融中心启动仪式暨2020青岛新金融产业高峰论坛在青岛隆重举行。创新金融科技·投资创业青岛。本次大会的召开是新金融行业一次难得的峰会。现场众多金融投资机构大咖与业界知名专家、企业家们也带来了精彩的主题演讲与圆桌讨论,对市北区新金融产业未来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细致且深度的思考,远瞻市北区新金融产业未来发展,力推青岛成为全国金融科技新高地。
在本次论坛上,成为资本创始人李世默做主题发言,通过对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优势及弊端进行了剖析,分析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道路,对中国金融行业的存在的认知误区、经典理论和成功案例进行了解读。
他在分享中表示:
“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的身体,基建就是它的骨骼,产业就是它的肌肉,金融就是它的血液。金融用好了可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而金融的恶性循环则会导致’白血病’。”
“40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说明,没有正常运行的市场,就没有经济的活力和成长,但没有战略有为的政府,市场就既不会正常也难以运行。 ”
“双循环格局下的中国金融道路离不开中央战略、地方引导、市场推进。”
以下为演讲实录。
1、美国金融的前车之鉴:金融侵蚀实体经济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告诉我,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的身体,那么基建就是骨骼,产业是肌肉,金融就是血液。有健康的血液,可以让身体健康成长;也有坏的血液,会侵蚀全身以至于死亡。金融就是这样,用好了可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金融的恶性循环则会导致白血病。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我们从美国身上学到很多好的东西,中国很多金融模式都是美国搬来的,包括风险投资模式、投资结构、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等基金模式,A轮、B轮、C轮融资模式。美国这些年的经历有什么前车之鉴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我们中国的金融道路当下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
美国金融业发展了一百多年,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在美国经济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研究,发现尽管美国金融业从80年代到现在发展飞快,但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融资成本却增高了。与此同时,金融从业人士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几乎达到其他行业的两倍。
美国的金融业在这几十年里不断膨胀,而去工业化的势头却难以扭转。美国历任政府都试图拯救实体经济,例如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工业化”,特朗普政府提出让制造业回归本土,还施加了贸易保护等措施,但是制造业占GDP比重仍旧逐年走低,华尔街继续掏空美国经济。
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国近一百多年当中的前几十年,金融在整个美国宏观政治里面其实是起到了非常正面的推动作用。早在1952年,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出版了《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经济二战以后的崛起要依靠在市场上建立抗衡力量,这些抗衡力量的互相制约、互相推动,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美国资本主义就会成功,如果恶性循环就会失败。
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就是其中一对经典的抗衡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建立了对资本市场的制约,比如说联邦存款保险确保银行贷款安全无忧,斯蒂格尔法案把投行和商业银行分开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新的市场和证券法,《国家劳动关系法》赋予工人集体议价的权利,对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了新的学派叫新自由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也破坏了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之间的平衡。
斯蒂格利茨指出,当下全球经济面临三大问题:第一,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政治体制导致市场失灵,第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市场经济的力量太过于强大,却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全球化又加速了去工业化。赢家不可能让出自己的利益,所以全球化给企业开了后门,让企业有了可以跟国家进行博弈的资本,企业资本的力量超越了国家的利益,华尔街的利益超越了国家的利益。
在美国,华尔街用金钱向上俘获政治体制,向下腐蚀实体经济。金融行业从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不断游说,承诺资本可以实现自我监管。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股东革命”,促使公司管理层只关注短期利益和股东收益,忽视了公司持续创新和增长所需要的对人力以及科研的长期投资。
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不但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最终导致了去工业化,还造成了美国的贫富不均、社会分裂。有人做过统计,美国前三位富豪拥有的财富数量和年收入后50%的美国人一样多。此外,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30年未变,从2000年到现在,也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GDP增长大概是10倍,美国的GDP增长大约一倍,但是我们的基数很低,从绝对值来说,美国和中国挣的钱是差不多的,但是中国的家庭中位数收入在这段时间里增长了八倍,美国却基本没有变化,有的时候还往下降,这些问题在著名的《21世纪资本论》中也有阐述。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美国经济乃至西方经济的全盘金融化。
我们这里有另一个数据,统计了历年美国企业借贷和投资的相关性,可以看出,二战以后到1980年,美国的企业愿意借钱来增加投资,宁可贷款也要投。现在这种情况是永远不会发生了,他们的钱只要多出来就回购股票,每个季度让股东立即获得短期收益。从宏观上来看,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而中国在这方面一直维持在极高的水平。中国在投资未来,美国在消耗未来,从我的角度来看,大部分都是金融驱动的。
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
如何总结我们四十年的发展经验?我认为是中国模式下的超常投资、超常市场、超常增长,主要表现为国家顶层发展战略、中期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和短期宏观调控相结的国家发展管理体系。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中央和地方的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复合型的国家理财体系,政府资本和市场资本合力投资高增长创新企业,市场创新在从下至上推动中国的超常增长。
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中国投资效率低、发展只靠人口红利,事实上并非如此。
史正富教授曾做研究,比较了中国、美国、日本的的资本产出比。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效率是最高的,我们每投3.9美元得到1块钱的GDP,美国要5.29美元多,日本要用14.69美元,足以说明中国是是全世界资本效率最高国家之一。人口红利当然有,但人口红利怎么出来的呢,当然离不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只是我们人多、人便宜,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以来增长了十几倍。而生产率怎么提高,当然离不开资本撬动,有效的资本投入能够显著提高人均生产率。
陈元主席倡导的“开发性金融理论”,就是要用政府信用为金融杠杆,促进经济发展、体制建设和市场建设,打通从政府入口到市场出口的通道,把城市化和工业化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发性金融分成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政府财政的延伸,不强调自身业绩,以财政性手段弥补市场失灵;第二阶段是以国家信用参与经济运行,注重自身业绩,推动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第三阶段则是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我们现在基本已经走完了前两个阶段,实现了市场化、工业化的过渡。
清宪书记也是一位研究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专家。他在博士论文《论中国政府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中,把西方经济学里的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下的政府主导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中国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并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来解释。西方的政府干预发挥的主要是辅助作用,例如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资源配置等,而中国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则是从计划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起点出发,通过全方位的政策手段,加以持续的制度创新,从而实现构建市场、激活市场,最终实现微观主体再造,实现了多元化市场主体相互推进、相互塑造的良性循环,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市场化道路。我想如果有一个欠发达国家想要寻求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这本书一定会给他们很多启发。
3、中国经济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前面讲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对经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尽管他们在去工业化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是实体经济流失对国家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前就因为种种原因开始去工业化,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去工业化压力也是客观存在的。我最近学习了总书记今年发表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这篇讲话,讲话中提出了当前我国经济的几个风险点。
一是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被政治化和武器化的风险;三是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
同时总书记也提到,大国经济的优势是内部可循环,通过将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把我们带出这个风险区。这也为我们的新金融如何在这个大局里面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指明了方向。正如青岛现在正在做的,以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为中心,重塑新的产业链,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确保各种制造业不能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步迈入开发性金融3.0,也就是开发性金融第三阶段,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分为三个层面。最高层面是中央战略,包括我们已经提到的中长期战略部署,以及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其次是地方引导,由地方政府依托开发性金融的理论框架,用金融的手段引导产业发展。第三则是我们应该做的,用市场的力量,推动产业创新与升级。
刘鹤副总理上周讲到,“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这正是我们今天新金融中心启动的宗旨。坚持金融服务产业、产业服务国家,这是我们的根本初衷,不能倒着来,我们的风险就是重蹈美国的覆辙,国家服务产业、产业服务金融,结果产业被掏空,国家被掏空。
北大教授路风的这本书是《光变》讲述了各地政府,政府和市场合力促成了京东方的崛起。那时候地方政府比资本市场更早看到京东方的产业发展前景,在融资过程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引导,像京东方这样的企业融不到资,是发展不起来的。
路风教授的另外一本书《新火》,认为产业升级需要来自政府层面的领导力。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政府的鞭策和支持企业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政府通过市场机制激发基层的创造性,并通过竞争检验成果;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人民自会创造奇迹。
再介绍一个鲜活的案例。创新奇智是我们成为资本投资的一家优秀企业,也是中国领先的AI解决方案的提供公司,他们所服务的制造业赛道,行业规模高达8000亿美元,细分场景非常多,同时AI渗透率非常低。最近,他们决定将总部从深圳迁到了青岛,这也可以看作是对青岛最发自内心的认可。有人说青岛在过去痛失消费互联网发展的红利,但是在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时代,青岛自身的工业基础将会成为最大的优势。
因此,能否推动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检验金融体系好坏的试金石。我们要继续坚持金融服务产业、产业服务国家的发展方向,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正根据中央部署,运用金融手段引导投资、构建企业生态,我们社会资本也要用好机会,乘势而上,牢牢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的战略机遇。